复旦EMBA特邀王笛：走进公共领域，有丰富多彩的民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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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我们特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老师，为我们进行题为“公共领域与社会发展：一个历史学的讨论”的讲座。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题目是“公共领域与社会发展：一个历史学的讨论”。

　　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传统中国的政府与社会。

　　第二，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

　　第三，今天面临的问题，让社会发挥活力，必须发展公共领域。

　　

　　传统中国在比较早的时期就有了“公”的概念，“公”就是介乎于官和私之间，个人家庭是私，另外有政府、国家机器，而民间或者社会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公”的概念。宋代以后，有了各种社会组织，比如说行会、行业工会、同乡会、善堂、土地会、育婴堂、慈善会、救火会，甚至在地方社会，在农村在每个社区都有所谓的义仓、社仓，就是由社区建立一些储存粮食的仓库，一旦有了灾荒，一旦粮食缺乏，从中提取粮食，减少饥馑，就可以降低大饥荒的可能性。每年秋天新的粮食打下来后，就把老的存量拿出去卖，然后收购新的，循环往复。这些都不是由官方来主持的，而是由社会来管理的。

　　近代以后、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由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变，新的学堂、各种经济组织、商会等被允许建立起来，大量的社会组织在晚清新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见“公”的概念，既不是“私”、也不是“家庭”，也不属于“官”，是属于社会运转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公”的领域抽出，就是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机器，那么在国家机器运转和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链条就断掉了。

　　“警察”是最早的官方市政管理机构

　　过去中国的市政管理是怎样的？事实上直到辛亥革命，一般城市都没有市政府，清代国家机构到了县一级就结束了，县以下是没有国家机器的。最早进行市政管理的机器是清末新政时成立的警察，是袁世凯在1901年到1902年间设立的，最早是在天津，这是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城市管理机构。之后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

　　“警察”是一个西方传入的概念，今天警察主要与治安安全相关，但是在警察进入中国的初期，是管理一切城市事务的。过去由地方组织同乡会、土地会、慈善堂等管理的城市事务，在警察出现以后逐步转移至他们来办理。比如说城市的卫生，由警察雇佣清洁夫来管理，清扫的车在道路上横冲直撞，有时还会撞倒行人，因为他们是政府雇佣，社会地位是很高的。所以说在二十世纪初，有一个从自治城市向国家管理城市的转折。所以才会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中西方历史学界都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始终是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构，其实这是误解。县以下是靠社会、靠自治的。

　　过去我们不谈论这个问题，西方学者也不谈论这个问题，直到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罗威廉在着作中谈到了社会的运作，我们才了解中国城市不像马克思韦伯所讨论的那种城市形态。马克思韦伯的《城市》一书中提到中国城市的时候，认为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城市的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人不把城市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老了以后还是要回到家乡的。但是我的老师罗威廉认为，中国有城市的观念，有家乡的观念，他通过仔细的分析善堂、义仓、同乡会、会馆来证明马克思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认识是错误的。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也没有深入到城市内部看这个城市是怎样运作的，虽然说县是最基层的国家代表，但是我们看广大的基层，中国社会并不是一团乱，并不是无秩序的，是有序的，这个秩序是怎样维持的？就是靠公共领域。

　　

　　国家机构越多，管理水平就越高么

　　英语里谈到国家，会涉及到三个词，state, country, nation。“国家”在汉语里包含的内容太广泛了，英语里则区分得很清楚。country是我们的国土、讲的是地缘的国家，和motherland祖国是一个概念；nation是民族国家；state讲的是国家机器、是政府。其实区分这三个词非常重要，比如说对政府进行了批评，可能会误认为是批评国家，这是不对的。

　　晚清新政开始，国家机器逐步进入基层社会，中国的社会管理开始进入现代化，伴随这个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也被认为越来越重要，而传统的社会组织就变成了现代化的阻碍，包括土地会、慈善组织通通被认为应该交给国家来做。于是清政府开始打击、撤销这些基层组织，政府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深入的过程。但是基层社会涉及到的人口面非常巨大，要管理这样巨大的人口，就必须要增加官员，而养活这样庞大的机构就要收更高的税。

　　按照理想的状态，国家官员增多了，税收增加了，机构越来越多，那么管理的水平应该越来越高，但事实刚好相反，效率反而降低了。这就是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当中讲到的政治权力的内卷化，内卷是现在大家经常讲的一个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就是说你的投入增加了，但是并没有相应的产出。政府把力量延伸到了社区，建立了很多机构，设立了官员，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管理社会的方方面面。成都有一个地区在民间土地会撤销后，水灾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淤泥无人清理，而这个动作过去会由土地会号召来进行。

　　建国以后，国家的管理更加细致。像厂区这样的大型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有治安、有食堂、有电影院、有小卖部，一切都是由单位来管理的。改革开放后到今天，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国家英明决策，走出一条正确道路；但也可以说是国家权力从过去的无所不包，到逐步下放权力，给市场以活力。

　　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和俄国同时进行改革，但是为什么我们经过三四十年的过程从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俄国却办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有一次我和一个研究俄国史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他说你不了解俄国，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前庄园奴隶制，农民都是依附在庄园主的体制上，没有中国这样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是从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农民全部进入了集体农庄，俄国农民没有经验经营家庭经济，所以到了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时候，农民不知道干什么，去哪赚钱，怎么做怎么转型。而小农经济在中国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去做小商贩、去打工，有些民营企业已经做到全世界遍地开花。甚至都不需要给他们什么扶持，给他们自由就可以了。

　　中国公共领域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并非对抗性的力量

　　中国社会有自治和能动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存在于我们血液当中。发展公共领域对于政府来说是双赢的思路。中国的公共领域和西方的公共领域是不一样的概念，西方公共领域的出现是和国家权力对抗的，早期的沙龙、教堂、媒体、报纸等都是西方的公共领域，它们一直都是作为国家力量对抗的角色出现的。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领域就一直是和国家合作的，是弥补国家管理的不足。这个思想基础我想是从先秦时代来的。“井田制”就是把一块地划分成九家，中间那块土地就是“公”的，另外八家人除了耕种自己的土地，还要耕种中间的土地，把它作为公共空间。

　　所以要让一个社会健全起来，一定要发展公共领域。家长想包办一切事情，孩子是没有自理能力的。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受不了任何打击，如果我们有千千万万的社会组织不是依靠政府和国家，那就有更好的更健全的机制来度过难关。在武汉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快递小哥汪勇，看到医生下了班回不了家，就用自己的车把医生送回去，又看到医院的医生没饭吃，就把朋友调动起来给医生送盒饭，一个人动用社会的力量都能做那么多事情，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明智的管理者，一定要把责任分担出去，这也是我自己做管理工作的体会。人类学家用无数的例子证明，集体的智慧绝对高于个人智慧，一定不要想一切都要按我的主意我的决定，我能做出最英明的决定，那是错误的想法。有时候无为可能是最好的有为，社会能办的事情让社会办、让社会去管理。

　　前段时间曾经有人提私营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来国家重申要扶持私营企业。国家是重要的，政府是重要的，在经济运行的过程当中，法律、安全、公平，反对腐败这些都是国家能够做的，还有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教育平等、反对性别歧视等，这些都是国家可以做的，稳定社会秩序。国家花了大量的精力消除贫困，这是国家该做的，这一点中国做得非常成功，大量的贫困人口走出了贫困，但是也要警惕经济下滑人口返贫的问题。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公共领域非常重要的“公论”，public opinions公众舆论。一个社会必须要有多种声音。我们经常说什么事情“是非自有公论”，其实人都不是傻子，知道什么对自己好，对国家好，对我们的未来好。还有舆论监督，重大的事务一定要让大家充分阐述。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声音那非出问题不可。改革开放就是开放、打开、吸取，而且要多元化，一定不能只有一种思想。做领导千万不要觉得我就是比大家都聪明、想得更好，你可以集思广益、可以做调研，可以把副董事长、理事、中层干部召集在一起讨论问题，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活力，国家也是这样，发挥公共领域的力量也是发挥集体的智慧。

　　我们常说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是怎样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不是要告诉你怎样做怎样管理，一个国家多复杂，不是靠读几本古书，听几个《资治通鉴》的故事就可以解决的。但是读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帮助我们反思，帮助我们有批判精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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